天津解放后，开国中将梁必业问守备司令陈长捷，我们把天津围得水泄不通配资之家服务，你怎么不往海上撤退？陈长捷回答说，大哥不让撤。
1949年1月15日，天津城在震耳欲聋的炮火中仅仅坚持了29个小时，便挂起了红旗。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，在警备司令部地下室里成了俘虏。战斗刚结束，东北野战军的一位指挥员走进了那间闷湿的指挥所，想当面问个明白。这位指挥员就是后来的开国中将梁必业。
梁必业看着眼前这个灰头土脸的中将，心里满是困惑。他把话题引到了塘沽方向：“我们几十万大军把天津围得连只鸟都飞不出去，可当时塘沽的码头还在你们手里，从海上撤退的路并没有完全堵死。你怎么不带着部队往海上走？”
陈长捷抬起疲惫的眼睛，苦笑了一声，嗓音沙哑：“不是没想过，是大哥不准我走。”他嘴里的“大哥”，叫得自然又沉重。
梁必业更不解了，又问：“那仗打到最后一刻，炮弹都落到你指挥所屋顶上了，你完全有机会化装突围，或者组织卫队拼一下，怎么反倒坐在这儿等着被俘？”
陈长捷叹了口气，手在桌上无意识地敲了敲：“大哥接连来电报，让我再稳一稳，再等一等。他说北边正谈着，让我无论如何多拖几天，说不定明天就有转机。”
这个被陈长捷挂在嘴边的“大哥”，正是当时坐镇北平的华北“剿总”总司令傅作义。陈长捷与傅作义的关系非同一般，两人早年都在保定军校受训，后来在晋绥军中共事多年。傅作义对陈长捷有提携之恩，陈长捷也对傅作义言听计从，一声“大哥”叫了大半辈子。
1948年底，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，与华北军区部队联手，把傅作义的五十多万兵力分割包围在北平、天津、张家口等几个互不相连的据点里。
蒋介石一再催傅作义把主力撤往江南，但傅作义心里有自己的一本账。他既不想去南方寄人篱下，又不甘心把华北的地盘拱手让出，于是想到了一个算盘——手握重兵，以打促谈。他要让解放军看到，傅作义的队伍不是软柿子，想在谈判桌上给自己争一个更好的价码。
天津，就是傅作义手里压秤的那颗棋子。
1948年12月，傅作义将天津防守的重担交给了陈长捷。城防工事是日本人占领时期和国民党后来反复加固的，大小碉堡千余座，城外绕着一条水深三米的护城河，周边还埋设了数不清的地雷。
傅作义到天津巡视时，拍着陈长捷的肩膀说：“好兄弟，天津这个家底，守半年不成问题。你在这儿多撑一天，我在北平说话的底气就足一天。”陈长捷当场立正，回道：“大哥放心，有我在，天津丢不了。”
很快，傅作义派出和谈代表，在北平城外与解放军秘密接触。他提出要保留军队，搞一个联合政府，实际上是想在华北保持一个独立王国。解放军这边态度也很坚决：和平改编可以谈，但必须交出北平、天津，军队不能原封不动。谈判一时陷入拉锯。
为了加大筹码，傅作义不断给陈长捷发电。一会儿是“坚定守住，就有办法”，一会儿是“再坚持一个星期，局面必有变化”。陈长捷把这些电报奉若神明，对部下任何关于撤退的提议一概驳回。
警备副司令几次建议，把主力从城北撤到塘沽，随时从海上转移，陈长捷眼一瞪：“胡闹，大哥说了不让撤，谁再提一个字，军法从事！”
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，解放军对天津发起了总攻。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集中了5个纵队22个师，共34万人的优势兵力，采用东西对进、拦腰斩断的战术，上千门大炮对着城墙猛轰。早已被地下交通员摸透的城防体系，很快被撕开了口子。
炮声震得地下室顶棚直掉灰，陈长捷还在守着电话，等待“大哥”的最后指示。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在电话里急匆匆地说：“总司令让你再坚持三天，北边的谈判到了关键时刻，千万不能松劲。”陈长捷红着眼，对着话筒喊：“告诉大哥，我尽力！”可解放军没给他三天时间，连一天半都没用完。
仅仅29个小时，到15日下午3时，天津全城即被攻克。化装成普通军官的陈长捷在地下室被冲进来的战士认出，束手就擒。
天津失守的消息传到北平，傅作义呆坐了半晌。他手上最大的筹码一夜之间被砸得粉碎，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都烟消云散。半个月后的1月31日，傅作义宣布接受和平改编，北平这座千年古都免于战火，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。
而被“大哥”留在天津的陈长捷，则进了战犯管理所。他起初想不通，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觉得自己一片忠心，却被丢出来当了弃子。
傅作义后来去探望他时，陈长捷忍不住当面埋怨：“你为了一条活路，在北平签了字；我听了你的话死守，却当了俘虏，大哥你把我坑得好苦啊！”傅作义愧疚难言，只是用力握了握他的手。
1959年，陈长捷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重获自由。回望那29个小时的天津之战，他和那座曾被寄予厚望的堡垒一样配资之家服务，不过是历史洪流中一枚被错估了分量的筹码，而“大哥”那道“再看一看”的命令，最终让他永远错过了后退半步的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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